基本信息
书名：我在大清官场30年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黄云凯（编著）
内容简介：
原著为《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清朝要员张集馨的自叙年谱，是其任职其间所经历的官场人事浮沈的敏锐观察及看法之记录。名为年谱，其实几乎等于小说，对官场鬼蜮情形，刻画入微，不亚于清末之《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比其他同类小说更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研究清史名家在写道咸历史时都多次引用本书。
原著以文言写成，虽然文笔清丽，但对当下的普通读者而言，通读亦非易事。《我在大清官场30年》将张集馨年谱易文为白，删繁就简，将史实重新连缀成文。本书为“口述历史”风格，不戏说，不歪曲，语言生动，故事性、知识性强。作者将历史材料以活泼风趣的语言进行加工，可读性很高。
作者简介：
黄云凯，湖北沔阳人氏。自幼喜文，长而学史。七岁进学，小学而大学，学生而教师，至今三十五年。手不释卷，脚不停步，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行不走港澳，读书尤爱野史。惜乎情才俱短，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也。转而效仿黄氏先辈季刚先生，三十之前读而不写，五十之前述而不作。述者，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世之块垒也。
书摘正文：
天下道府第一肥缺
正月初四日，我从昌平回到京城。十七日，我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第二天按惯例递折子谢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我。
“你出任地方官有几年了？在福建多长时间？”皇上问。“我是丙申年到陕西任朔平府知府的，在陕西将近五年，到福建任职不到半年。”我回奏道。“你丁忧又耽误了三年。这一次派你去任陕西督粮道，粮道自然要管粮食，不知管不管地方事务？”“西、乾、鄜三州归粮道管辖。”皇上又问：“哪个乾字？”我回答：“就是乾坤的乾字。”“你做地方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知府和道员也都做过，朕也不和你多说了。听人说你为官的操守很好，以前（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年终密考时，曾极力称赞你的操守。你今后更要坚持这种节操，为官越久，越是要坚持，这就是所谓的老之戒得。”
我叩头在地：“谨遵圣训。”从去年秋天到北京，我在京城住了将近四个月，旅费也差不多用完了。现在得到的这项任命，一向被认为是天字第一号的肥缺。上任前少不了要打点朝中官员。于是，只好大举借债：
托翰林院编修龙兰簃在广东洋行贷款九千两，年息九厘；向包怡庄观察借白银一千两；
向同年汪衡甫借了五百两，二分息；
向同年江翊云借五百两；
在山西钱庄借款五千两。
这时，又接到兼考的来信。老人家告诉我，张铁夫的住宅想出手，问我是否买下来——这幢房子如果买下来，当然就得稍加修理，没有三千两银子也拿不下来。可是，卫市口的老宅既然已经卖给了大哥，我是迟早得搬家的，房子总得要买，可是家里已经实在凑不出钱了。于是，我又写信给包美东，借了三千两送回仪征老家买房子。借来的一万六千多两银子转眼间就没了——在北京各处打点加上买礼物花的几百两，共用去别敬一万七千两，等到上路时，盘川已所剩无几。
京官职位比地方官清贵，收入却少得多。单靠一份俸禄，不要说体面的生活，就是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地方官则不然，除了薪俸以及政府发给的养廉银（京官无此收入）以外，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更是大笔进项；“陋规”并非贪污受贿的“黑钱”，而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中的诸多“特性”，向绅民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京官、外官之间收入悬殊，但是，京官也可利用行政系统的“特性”去影响外官的铨评升降，京官的喜怒直接关乎外官（地方官）的乌纱，这中间的利害，地方官当然不敢小觑。于是，京官、外官之间便形成一种经济上的调剂。大小京官，莫不仰赖外官的“别敬、炭敬、冰敬”。此“三敬”便是这种调剂的主要形式。炭敬（冬季）和冰敬（夏季）是外官每年两次的常课。外官因迁调而进京述职，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临走向相关官员告别，都要赠送财礼，这就是别敬。
恰在这时，黄夫人的父亲——我的岳父黄怀谷先生来北京养病，向我借二千两，我实在拿不出这笔钱，就送了他三百两作为别敬，老爷子似乎还不大高兴。
我二月十六日从北京出发，三月十六日到达西安。陕西督粮道主管军粮的征收与发放，而兼管的地方事务则相对简单。粮道辖有东西两座粮库，从头年五月开始征收，到第二年上报奏销，共计征收大米、小米、豆类、麦子约二十万石。八旗兵的粮食按月发放，绿营兵的粮食按季发放，每年大约发放军粮十九万多石。陕西粮道之所以被视为肥缺，就是因为有这将近一万石粮食的盈余。
清代一石约合120斤，一斤约合590克，这样算来，一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42斤，一万石就是142万斤，按现在的粮价，大约值人民币二三百万元。或许有人要问，这算什么肥差？还天下第一呢！我们现在一个科长一年也可以捞他个几百万。我要说的是，这三百万并不是贪污受贿来的，而是虽不合法但也并不违法的灰色收入，装进了腰包完全不用担惊受怕。至于贪污，自古以来就是上不封顶，无足为奇。
八旗兵的粮食，每月分八次到粮库支领。领米前一天，由管仓大使抽出一包粮食作为样品送到西安将军衙门请将军检验。到放米日，满营中派一位军官带领士兵到粮库支领。这一天粮道衙门要准备一桌酒席招待来领米的官兵，并且派委员陪同赴宴，每月八次，每次都是如此。遇到桀骜不驯的八旗兵，就会对粮食的好坏及酒席的丰俭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时候，粮库里的仓书、斗级（仓书、斗级都是管理粮库的官员）等就只得忍气吞声，必须等到将军等人安插在粮库任职的家人出面劝和，才能平息。如果将军对领回的粮食稍有不满，八旗兵就会仗势滋事。粮道衙门须应酬好当地将军，害怕他们从中作梗。
将军和两位副都统应领的月粮按规定是按大米小米各一半发放，但是将军和都统都不要小米，专要大米，因为小米便宜而大米较贵。至于绿营兵按规定只领麦子和豆子，倒不必大费口舌。
遇到将军的“三节两寿”（包括端午节、中秋节、元旦、将军生日、将军夫人生日），粮道衙门都要送礼祝贺，标准是送银子八百两，再加上用于赏赐的布料（称为表礼）四种，还有用于待客的点心糖果（称为水礼）八种。两位都统的标准要低一些，每次送银子二百两，水礼四种。满营中共有八位协领，每次每人送银子二十两，上好的白米四石。将军和都统都推荐家人到粮库任事，或者到粮道衙门挂个名，按时领钱。
送给巡抚的礼物和送将军的不同，是分四季来送，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三节两寿”时只送表礼、水礼和门包杂费等。至于陕甘总督那里则是按“三节”致送，每节白银一千两，表礼和水礼各八种以及门包杂费等，由粮道衙门派下人专程送到兰州——陕甘总督的衙门在兰州。
遇到有官员过境，一律由粮道来接待。西安地处交通要道，由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进京或者由京城返回这些地方，西安都是必经之地。官客到了西安，粮道就随将军或者巡抚等在官厅迎接，等到官员们回到官署以后，粮道就派人到各处询问各位官员的称呼，由道中幕僚写好送到各衙门，确认无误以后就派人送到官客所住的公馆，张灯结彩，请戏班，准备宴席。每次都要请两个戏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须上燕窝和烤乳猪，中席也必须上鱼翅和海参。在西安，活鱼是难得的稀罕物，一条大鱼，值制钱四五千文，但上席五桌是一定要上这道菜的；其它如白鳝、鹿尾等，都是很贵重很难买的美味，但也必须想千方设百计地买来，否则就会显得粮道小气。
戏和酒宴，无论冬夏，都要持续到三更天才结束。主人们将官客送上车，然后依次作揖打拱道别。接下来，粮道就派人拿着各位主人的名帖，到官客所住的公馆道乏，感谢对方的光临。然后，再派人拿着粮道的名帖，到各位主人的官署道乏，感谢光临。第二天，官客起程，粮道又要随大家到城西恭送，并向官客馈赠盘缠，馈赠的多少则视对方官职的高低而定。每次宴会，连唱戏的开销、酒席的开支及各种打赏的花销，总在二百两白银以上，还不包括赠送的盘缠。
其它如副都统、总兵等过境，除与巡抚或将军有深交的外，一般只送酒肴，不举办宴会。如果是关外的驼马章京、粮饷章京经过，他们官职虽然卑微，但一定是拿了省里大人们的书信来的，这样的客人，粮道衙门就送上四道菜两道点心表示一下，另外给每人送上二十两或者四五十两不等的盘缠。总的来说，大宴会每个月都有，小应酬则是天天都有。至于逢年过节，粮道又得宴请将军、正副都统、巡抚和驻西安的司、道、府、县以及外道府县中来省城的官员，酒宴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听戏。至于满营的协领、绿
营的参将和游击，也必须在春秋两季各请一次。如果难得的十天半月没有官员过境，粮道就得请布政使、按察使和盐道在官署赏戏小聚——不如此就不足以联络感情。总计每年花在招待上的费用，再加上夏天送给京官的“冰敬”和冬天的“炭敬”，总在五万两银子左右，这还不包括来打秋风的在内。粮道每年的油水也就六万两左右，再扣除私人开销，也就几乎没什么结余。京城内外都说这个缺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两银子，这中间的奥秘，我就不知道了。
劳星阶从山西写信给我，说陕西督粮道是“财神庙主持，文昌阁提调”。我认为这个比喻还不是很贴切。我刚到陕西的时候，调到江苏的李星沅巡抚曾经写信询问我的近况，我回信说：“终日送往迎来，喝酒听戏，有见识的人深以为耻。”我的同年罗苏溪，也曾任过此职，后来在贵州布政使任上写信给我说：“刚坐上这个位置时有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坐久了则令人生厌。”我在这个位置上只坐了一年，幸好没有长做。
陕西省的道员和知府，没有不把代理粮道看做是第一美差的，其中虎视眈眈的就是官秩上紧挨着粮道的盐道。巡抚也往往把这个差使当作收买人心的手段，或者用作酬谢为自己出过力的人。而那些代理粮道的人，明知道做不了几天，就只求中饱私囊，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公事，以致兵丁和胥吏相互勾结，贻害无穷。粮库中以大米、小米和小麦作为细粮，这是八旗兵的军粮；以豆子为粗粮，这是各营的马料。历任粮道交接，亏短的细粮，就直接用粗粮作抵，数量虽然相同，可是价值与发放上都不能代替。一任接一任，到我接手的时候，细粮已短少七万多石，假如有一天，亏空到没有米、麦发给八旗兵，那肯定会酿成巨案——不知要扯出多少任粮道和多少大员。幸好这一年，陕西各地米麦收成特好，价格很低，而豆子减产，价格大涨，各营来领米麦的都情愿领豆子，我于是将历任粮道顶补的豆子全部发放出去，以后就只贮藏米麦。这一次，不但历任粮道亏空都补上了，而且粮库也更加充实了——也算我的运气不错。
我的前任方用仪卸任的时候，纵容家人在雁塔一带民间买来麦壳四千石，掺入东边粮库内。我刚接任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件事，不肯签字接收。而代理粮道的刘源灏在和方用仪交接时却是已经签过字了的。刘源灏见我犹豫不决，苦苦劝我：“库中粮食，一定不会短少的，现在方道已经回江西了，难道还能让他再回来不成？您就算了吧！”不得已，我只好签了字。
到了放粮的日子，我叮嘱粮库的兵丁和胥吏：“本道第一次放粮，一定不许像方道那样将秕子掺进去，让八旗兵轻视本道。假如开头如此，今后公事肯定难办。”于是，我指定一座堆放优粮的仓廒，行文到营，请营兵来领。放粮时，营兵坚持说，这一仓就是方道掺了麦壳的那一仓——可见方道此事已是尽人皆知，仓吏极力辩解，营兵们围着仓库大声喧哗，颇有借此闹事的苗头。我请他们自己指定一仓，指定哪一仓就领哪一仓，没想到打开他们指定的那一仓，竟恰好是方道掺了麦壳的，营兵们一下子变得非常沮丧。于是打开先前的那一仓给他们看，都是颗粒饱满色泽晶莹的好麦，营兵们互相埋怨，却不得不对我表示敬服。
肥缺变苦缺
我想，方道的这些麦壳留在仓中，总是不好，于是命令管仓的斗级将方道掺入的麦壳用风扬走，又用筛子筛一遍，拿好麦子补进去，而将扬出的麦壳四千石铺在仓库外低洼的车道上，不仅消除了营兵们的疑虑，道路也好走多了。方道的这笔亏空算是由我给填上了。
委派官员临时代理出缺的职务就像打抢一样，我原以为只有州县官员是这样，没想到省里的司道大员也是这样。当年，凤翔知府豫泰代理粮道半年，专门征收劣质粮食，只求农户踊跃交粮，而不管仓储的好坏，并且将粮道衙门巷口的马号（养马的地方）卖给了布政使下面的一位经历，真可以算得上是卷地皮了。我上任以后，查明此事，经历苦苦哀求我，我也就没有追究这桩陈年旧案。盐道崇纶工于拉关系走门道，在陕西多年，上上下下非常熟悉，上司也喜欢他拍马屁。他在公事上却是一塌糊涂，最简单的案子也破不了。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多次代理布政使、按察使，又多次代理粮道；在任时，所有公务他一概交由家人薛坤办理，弊病百出，仓储方面自然就不用问了。
巡抚李星沅调任江苏，邓廷祯接替陕西巡抚。这位老人经过道光二十年的挫折（也就是你们说的鸦片战争）之后，已经是意兴阑珊锐气全无，再加上年长力衰，更加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我们这些做下属的也跟着互相宴请，几乎没有哪一天不是花天酒地的。年末的时候，省里各司各道凑了几百两银子，制造灯戏，准备第二年正月演出。我手下东西两仓的仓书和斗级听说巡抚大人兴致很高，也凑了银子，制成灯戏，互相赌赛。
粮道衙门原是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别墅，偏西有冠山堂，种有几株古槐，树干很粗，十几个人都合抱不了。树冠很大，参天蔽日，是真正的汉唐旧物。湖山台榭，虽然已不是当年规模，而点缀曲折，颇让人起山水之思。我为之撰写一联：“二千年远溯勋耆，乔木寿藤，都是棠阴遗爱；尺五天近临韦杜，虚亭曲榭，最宜槐夏清风。”
冠山堂后面，建有戏厅，也就是宴请过往客人的地方，我也撰有一联：“政事余闲，藉小部梨园，写出西京风景；簪裾毕集，欣大罗仙客，载来北阙恩波。”
院子西面有“归鹤亭”，乃是前任费瓯余所建，年代久远，都快要倒塌了，里面长满了杂草。我花了二百两银子重新整修，给它题名“忆鹤”，把它作为考核兵丁武艺的地方。衙门大堂上的对联是：“政简民淳，好藉清闲容拙宦；阳调阴燮，要从慈惠召丰年。”二堂上的匾额是“薇柏同心”，对联则是“量愧斗筲，敢云卢米才工，
曹仓学富；职司管钥，自笑薪劳政拙，擅咏愆多。”三堂联是：“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这副对联，是陕西粮道最贴切的写照。二堂东边小院种了一围竹子，我为之题名“交翠”。上房的匾额是：“居处恭”，对联则是：“著手成春，看黍谷寒回，兰阶日咏；入门一笑，喜凤雏声朗，燕寝香凝。”
我之所以把这些对联一一录下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我——张集馨——也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我常想，如果我从官场早点抽身，我会不会成为像袁枚那样的文豪呢？是啊，人生有太多的可能，唯一不可能的是——重来一次。
五月，派人回仪征老家将家眷接来，同时奉还向包美东借的三千两银子，张柏亭的三千两也一并还掉，另外用一千两应酬老家的亲族，留一千两作为亲眷来西安的盘费。
九月，邵夫人来到西安团聚。夫人的母亲和兄弟子侄也一起来投奔我。邵夫人的哥哥名昌保，一向游历在外做师爷。我任地方官多年，公务从来不假手亲戚六眷。这些亲眷背井离乡来到任所，无非是为了经济上有所收获，稍不如意，就会生出埋怨之心；有的甚至倚势招摇，勾结兵丁胥吏做坏事，犯事了又不好惩戒，不像下人可以随时驱逐或者严惩。邵大舅子在我的衙门当差，我每月给他送上束脩一份，但不让他参与公务。后来，我把他推荐到西安知府徐关陆手下做师爷，而我这里的束脩保留不变，以示优待。
腊月，派家人进京，向朝中大小官员馈赠“炭敬”，同时还清了汪衡甫、江翊云及龙兰簃的借款。当初我动身赴福建时，曾借晋商贷款，现在对方拿着借据来催讨，可是年终的各种开支浩繁，幸好还是凑齐了这笔款子，
了结了这笔账。岳父黄怀谷先生派家人金四来到西安，索要健骡若干头和干尖元狐皮
筒若干件，说是要送给山西省的上司，我看其中的情形，好像只是个借口而已。今年春天我出京时，曾送给老人家白银三百两作为“别敬”，现在才过了几个月，又来索要如此贵重的东西，未免有些不近人情。明年是怀谷先生六十大寿，我给金四三百两银子作为寿礼，请他带回山西，老爷子索要的东西则没有从命。
三月，巡抚邓廷祯先生病逝。在新任巡抚到任前，陕西省官员按官秩依次代理：布政使代理巡抚，按察使代理布政使，我代理按察使，而我留下的粮道空缺由盐务道崇纶代理。我到任刚刚一年，以前欠下的债务还没有还清，正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个一年半载，一举还清积欠；没要到这么快就离职了，看来债台一时三刻是没办法拆除的了。幸好臬司也有各种陋规收入，日子也还可以应付。
七月，少穆先生（即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你们现在说他是民族英雄，我们那时倒没有这个说法，不过他的操守在当时就广为传颂。为了表示对他的崇敬，我在本书中就只称他的字——在我们那时候，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起复任陕西巡抚，我于是又回到了粮道任上。
这一年，关中地区降雨较迟，下属州县纷纷报灾。少穆先生有意缓征当年的钱粮。我知道这种旱情还不至于出现大灾，而粮道衙门征收的是军粮，因为担心军粮无着，所以只要不是旱情特别严重，朝廷是不准许缓征的。而且，那些包揽钱粮的粮差和地霸们早就将很多农户应交的粮食收在手里，如果能够缓征，这些人就可以从中渔利，所以他们就联名到巡抚衙门陈述灾情，请求缓征。这件事关系到百姓生计，我本来就不愿让百姓为难，更不愿意因为坚持征粮，而让少穆先生误以为我想从中得到好处而瞧不起我。所以，当少穆先生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的回答是：“缓征当然是正道。就算是有些地方没有受灾，便宜老百姓总比便宜官员好。”少穆先生也深以为然。
我只是担心，今年缓征，明年必然加倍。而那些包揽钱粮的粮差和地霸，在装满腰包之后逃匿无踪，恐怕受累的仍然是老百姓。停征以后，粮道衙门的收入断了，但是应酬却是一分也不能减少，整整一年，没有一个铜子的收入，可是送给督抚将军们的陋规，却要照常奉上。这样一来，亏空就大了。
少穆先生一向重视水利，主政陕西后，又筹划大修水利，他拿来一本名为《关中胜迹图》的书，让我考证。我对照各府县志详细核对，开具节略呈上，后来因为费用问题，修水利的事没有办成。
甘肃办理野番事务，经费亏空很大，少穆先生奏请在陕西设置捐输局，鼓励全国士民捐输。我自己捐了个随带加一级。在外省的熟人，也都托我代捐，而汇来的银两成色大多达不到司库的要求，折算后不足的部分，就由我垫上。比如同乡阮祜，报捐知府，尾款短少两百两；卞宝第报捐主事，尾款短少九十多两，我都给垫了，但他们都没有汇款还我。后来，我回到京城，阮祜殷勤地向我道谢，并拿银子还给我，我没有收；至于卞宝第，则是自始至终没有提起这件事，我就更不好提及了。
冬月，少穆先生请假养病，布政使杨以增代理巡抚，杨以增刚刚由甘肃按察使升任陕西布政使，还没来得及上任。
代理陕西臬司
正月，陕西按察使唐树义升任湖北布政使，我兼职代理他留下的按察使职务。当时因为停征钱粮，粮道衙门断了来源，没有人愿意代理。少穆先生知道粮道衙门日子艰难，命令我兼职代理按察使，并说：“用按察使的陋规，贴补粮道的短缺，也算不无小补。”我回答道：“粮道是我的本职，现在没有分文收入，我也不愿别人受累。如果是平时，一定请求开缺。”少穆先生说：“您在陕西也不会很久了，以后您就知道了。”仔细打听，才知道老先生已经在去年年终密考时推荐我了。
今年秋审，陕西上报了150多起的刑事案件，在其中一个案子上，我和少穆先生产生了分歧。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秋审。秋审始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首先要求各省的督抚将自己省内所有被判处斩和斩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的案件和布政使、按察史会同复审，分别提出四种处理意见：一、情实（原为情真，为了避讳雍正的名字胤祯而改名）；二、缓决，即等下一年秋审时再决定；三、可矜，情况属实，但可以法外开恩，比如独子或承重孙；四、可疑，即证据不足。然后将有关案件的情况汇总报送刑部，而囚犯则集中到省城关押。
在每年的八月，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审后，提出处理意见，报皇帝审批。如果确认了情实，到秋后就要处决；如果连续缓决三次，就可以免死罪，减轻发落；如果是可矜，也可以免死减等发落；可疑的则退回各省重新审理。在雍正时期，还增加了一种叫做“留养承祀”的减轻发落的方式：如果死囚犯是独生子，被处死后其父母和祖父母就无人供养、送终，经过皇帝批准，可改判重杖一顿再枷号示众三个月，免掉死罪。
这次的案子是这样的：泾阳有个叫马书新的犯人，没有什么正经职业，嗜赌如命，他的妻子李氏多次劝他，也不见悔改。家里的东西全输光了，李氏身上连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冬天只能睡在草垫子上。李氏的哥哥可怜妹妹，送了一床棉被给她挡挡寒。马书新回家看见棉被，就要拿去卖了做赌本，李氏紧拽棉被不放，马书新就将李氏一顿拳打脚踢。李氏被踢倒在地后，气愤不过，边哭边骂边嚷，惹得马书新一时性起，就用切草的铡刀将李氏的头给铡了下来。县里审讯后，按照故意杀妻罪判处绞监候。
我审核秋审的名册时，认为该犯行为残忍情节恶劣，并且又是一个赌徒，就改为绞立决，然后将草册上报陕甘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同意了我的意见。从来，办理秋审，都是臬司事先将人犯草册上报总督和巡抚，如果三方意见不一致，再协商修改。少穆先生在审核这个案子时，提出把它改回绞监候。
我说：“故意杀妻，并且将整个头都切下来了，证据确凿而且残忍至极；凶犯又是个赌匪，实在没有宽恕的理由。况且总督大人已经同意了，再想改动也难。”
少穆先生说：“您是道员代理臬司，假如刑部认为您判决失当，就会降职。而道员降职并不需要奏明皇上，不像正式臬司受处分必须上奏圣上——
那样还可以得到皇上加恩。至于陕甘总督布彦泰大人那里，由我写信告诉他，叮嘱他将草册驳回，由臬司衙门重新拟定。”
我见少穆先生这样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西安距离京城并不远，我随后就将这个案子抄寄给刑部侍郎张兰沚和他商量，他回信道：“这个案子证据确凿，确实应该判以绞立决，但是你们省里还是判处绞监候较好，这样就可以留给刑部驳回——刑部不驳回几个案子，怎么显出办案的慎重呢？刑部的权威又怎么体现呢？”我把回信拿给少穆先生看，在场的人看后都笑了起来。
我听说，你们现在的秘书，在拟文件时一定要故意写几个错字，留给领导指出以便修改——古今同一。
秋审结果批下来的时候，少穆先生已经离任了。一百五十多起案子，刑部全部批准了，只有这个马书新，刑部将绞监侯改为绞立决。
四月，少穆先生升任云贵总督，同人的馈赠先生一概推辞，只收下了我送的四斤燕窝和四斤高丽参，并且留下一匹马和一部“五经”作为临别纪念。
临走的时候，先生来到我的官署和我话别：“您早晚就会升去的，最迟也不过中秋。去年年终密考时，我已经向皇上举荐您了。”我连说不敢当。少穆先生回应道：“我老早就想辞官归隐了，只是一直未能如愿。但愿四海之内，有几个能臣名将支撑时局，我辈退职还乡，才能够安心优游林下。推荐您是为国家着想，并非是为朋友私情。”先生的话当然是正道，可惜我却辜负了先生的厚望。
升职离陕
六月，蒙皇上圣恩，我被补授四川按察使。
当天，杨以增巡抚拿着吏部公文来衙中向我道喜，我请求交卸陕西督
粮道。去年，粮食停征，没有进项，到现在为止，衙中还是左支右绌不可开交。今年年成好，军粮刚刚开征，每天都有了些收入。盐道崇纶听说我升了职，就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缺。前任的粮道，曾经有人交了印章却不肯交出粮仓，并争吵到抚台大人面前的，现在还被人传为笑谈。司道大员行为如同市井无赖，又怎么能够做下属的表率呢？
我当上粮道以后，总是不安于心。有些粮食虽非勒索，但确实是浮收。老百姓终岁辛劳，所得几何？百姓赴仓纳粮，还要饱受胥吏欺凌，甚至连嘴都不敢回一句。我只有一个儿子，还指望他长大成人呢，又何必为了升官发财好处得尽而做下造孽之事呢？现在，我很庆幸有机会离开这个位置，只担心去之唯恐不速。亲友家人，一再劝我，再延迟十几天，便有两万多两的收入，我没有听他们的。杨以增巡抚也说：“粮道是您的本职，新任按察使过几天就到了，您何不等几天一起交卸呢？”我再三请求交印，杨以增巡抚只得上奏朝廷留我专门代理按察使，等接任按察使的严良训到达后，再北上京城请训，而让崇纶代理陕西督粮道。自从设置粮道衙门以来，没有像我这样强横抑制庸俗世风的。而崇纶得到委任命令后，当天就办了交接，立即赴仓收粮，简直就是急不可耐！
我递折请求专程赴京城谢恩，折子上写道：“新授四川按察使现任陕西督粮道张集馨跪奏：为恭谢天恩，我恳求皇上能够接见我，让我聆听您的教诲。我于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接到陕西巡抚杨以增转来的吏部公文，上面写着：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十，内阁接到皇上谕旨说：‘四川按察使之职著张集馨补授。钦此。’我接旨后，立即恭敬地摆下香案，望着京城方向叩头谢恩。我本是一个来自江左的平庸之人，天性愚蠢，又没有什么见识，很幸运地在道光九年考上了进士，在翰林院任职，多次受到您的亲切接见，并且多次受朝廷的委派主持各省乡试。道光十六年，在任翰林编修时，遵从皇上特旨，补授山西朔平府知府，后来又升任陕西督粮道，并且两次代理按察使。
没有来得及报答皇上的厚恩，心里常常为此惶恐不安。现在，皇上又一次赐恩于我，委以四川按察使的重任。皇上这样信任我重用我，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啊。听说这次任命是由皇上您直接下达的，我更是感激惭愧得无地自容。四川与陕西、湖北相邻，按察使总管刑名，负责监察官吏、锄灭奸徒，使百姓安居乐业。事情很多、责任很重，像我这样见识浅陋的人，恐怕难以胜任。我恳求您允许我到京城，拜见您，跪听您的教诲，今后才能做到有所遵循。我一定恪尽职守，报答您的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于万一。我等候新任陕西按察使严良训抵达后，办完交接立即启程北上。以上这些，就是我感激万分并请求您接见我的缘由。我再一次叩谢天恩，等候您的批准。谨奏。”官套话，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都各不相同。每次升调，官员都要写这样一个折子，向皇上表示感谢。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它记下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见识一下富有大清特色的官套话的样子——下不为例。我的饱含深
情的折子送上去后，皇上的朱批下来了，就三个字：“著来见。”
今年是兼考七十大寿，派家人陈贵带着寿屏、寿幛、皮货和绒毯等回老家为老人祝寿，并且带回了一千两银子作为请戏摆酒的费用。
仪征县北郊铁坝头有一块山田，兼考以三千两的价格为我买了下来，汇票寄到陕西，我当即照数把这笔钱给付了。有了这块地，家中的用度，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就算是我退休以后，也有个吃饭的地方。
天气炎热到了极点，官署中的人都病倒了。我整天流汗不止，可是又不退烧，吃了药也没什么效。每天下午，我就找一个光线较暗的地方闭目养神。邵夫人病得更厉害，入夏以来，夫人就常常觉得头昏眼花，甚至有时要走进房间，门都看不清，家里人都觉得很奇怪，她却不以为然。夫人体胖怕热，整天坐在冰桶旁边，烦躁的时候就用冰水浸水果吃。夜里她就坐在露天下，整夜不进房间，寒凉之气侵入体内，到秋天就常常发作，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转，白天黑夜都只能坐不能睡，就是上床也只能趴着而不能仰卧。后来，知州张受之来看了一下，说是痧症内伏，在几处经脉上扎了几针，好了很多。我当时正办交接，只好吩咐家人小心照看，而且夫人的母亲也在官署，更可放心。
皇帝的教诲
八月十四日，我到达京城，住在彰仪门外的天宁寺。十八日我奉召到静明园。第二天，皇上在勤政殿东暖阁召见。皇上问我什么时候从陕西动身，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收成怎么样，出身履历以及老家哪里等，我都一一据实回答。皇上又问：“你当年外放朔平府，是因为京察一等吗？”我叩头回道：“是蒙皇上特简的。”皇上又问：“你升任陕西粮道，也是我特简的吗？”我叩头答是。皇上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明天再照例递牌子吧。”我点头退了出来。
回到寓所后，就忙着拜访各位军机大臣和值班的章京，接着拜见上书房的几位大学士。刑部尚书杜受田托我在路过山西时，务必与布政使刘源灏商量一件事，说他的同乡王继兰在平定州知州任上丁忧，写信说闹了亏空，非得上司援手不可。先前杜尚书已写信给刘源灏，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他请我在路过山西时，一定帮帮忙，我只有唯唯答应而已。其实，属员亏空，如果是捐摊杂款，上边或许可以通融，或者让后任代为弥补；但如果亏空的是正款，上司又能怎么办呢？何况我是一个过路官员，又不是山西本省藩司，更帮不上什么忙，姑妄听之吧。
二十日，皇上再次召见我。皇上说：“四川的刑名事务，在全国各省中是最多的，你当过京官自然是知道的。每年秋决时，四川省就要整整一天，缓决的黄册子堆得到处都是。四川实在是戾气集中之地，开肠破肚的案件，层出不穷。我看缓决的册子中，有很多是够得上立决的，只不过因为杀的太多了，就稍微从宽而已，实在是诛不胜诛啊。你到任后，要自己拿定主意，不要信那些品德低下的师爷说的什么救生不救死的歪论。那些人又有什么学识，有什么见解？不过是拿积德行善的话骗骗人罢了，殊不知让死者含冤，让凶手漏网，才是真正的造孽。而且，你也不必有什么一定之规，比如去年判处立决一百二十人，你办秋审时，如果有其情可悯者，就算比上年少几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案情较重，就是比上年多判几个又有何不可呢？总是他们自作自受，与你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味讲生死报应，那么我每年勾决时就只能一个不勾，有这样的道理吗？”皇上又说：“我明天要到黑龙潭敬香，你不熟悉路，就不用跟着去了，后天再递牌子。”
二十日午饭后，我就进城拜访客人。二十一日在我的老师陈伟堂先生那里吃过饭，仍旧回静明园等候皇上召见。
二十二日，我再次蒙皇上召见。皇上说：“管理驿站是臬司的专责。四川紧挨西藏，文报尤其重要。近
来，驿站的马匹大多不足，你在省城办事，当然不能无故出省城，就算是偶尔检查，恐怕也查不出来。我说句文雅一点的话给你听，州县一听说查验马匹，早已挹彼注兹〔1〕；我再说句通俗点的话给你听，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就算你派人前往抽查，派去的人回来也是粉饰太平。我倒有个方法，你也不必清点有多少马，发现有延误文件的，参奏一两个当官的，他们自然知道害怕。”皇上又说：“你这次去，要整顿的很多。我也无法一一交待。打个比方，有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塌，就是西边剥落，住的人如果随时修补，那就还能够遮风避雨，如果让它一直破烂下去，那就终有一天要倒塌。此语虽小，可以喻大，这就是所谓曲突徙薪、防微杜渐，你下去以后认真想想。”
我回道：“圣上您考虑深远，这些都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啊。”
皇上又说：“你赶紧收拾行李出发，不要在京城多耽搁，将时间花费在那些无聊的应酬上面。四川路途遥远，够你走的。四川总督琦善还没有正式上任，大部分官员都是临时代理，必须要正式官员才能施展得开。”“谨遵圣训。”我回答道。“我的地方要紧，你明天不用再递牌子了。”皇上点头示意，我跪安之
后便退了出来。当天我再次进城拜客，每天忙于吃吃喝喝，这也是外官进京必不可少的
任务。此次履新，送给朝中官员的“别敬”如下：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赛尚阿没有收——这是非常少有的事情；军机处上下两班的章京，每人十六两，原来有交往的，或者今后要在公文上打交道的，每人一百两八十两不等：六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使，每人一百两：六部侍郎和通政司、大理寺等大九卿每人五十两，依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世交，都得应酬，一个也不能漏，共用去白银一万五千两。
二十八日，接到西安来信，邵夫人已经于八月十八日去世。夫人秉性和顺，嫁给我这些年，从来没有违背过我。对待下人，要求严格又照顾周到，持家也颇有方法，的确是我的贤内助。我来北京前，夫人的病已有好转，没想到才一个月的光景，竟成永别，这种痛苦叫我怎么说呢？想想兰儿才刚刚五岁，就这样失去了母亲，更觉得伤心。于是我日夜兼程赶回陕西，于九月十八日抵达西安，准备祭品，请僧道做法事。但这于死者，又有什么用呢？夫人温良恭俭让，一定是升入天堂了，只是我的痛苦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十月初五，我派仆人张溶等护送夫人灵柩回仪征老家安葬，我亲自送到灞桥。兰儿年纪小，没有让他扶灵回南方，只让他在署中跪送。
仪征天安桥的新宅名叫勤学堂，隔壁的宅子叫清燕堂，郑小秋和堂弟静思住在里面，我拿出一千两银子让族兄筠卿回南方将它买下来，希望将来归田后有个栖身的地方，这也是邵夫人的意思。夫人还拿出二百两私房钱寄回去买家具，不料新居刚刚买定，夫人却已作古，一天也没来得及住，实在令
人叹息。清燕堂西面的房子，名叫侯家老宅，因为最初是侯姓所建，兼慈让我寄回六百两将它也买了下来，作为清燕堂的屏障。
升任四川臬司
十月初九，我带着家眷往四川赴任。十一月初八日到达成都，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报告皇上：“微臣已
于日前接任四川臬司，叩谢天恩！我陛辞出京后，于十一月初八日抵达成都，代理臬司徐有壬派人将按察使印信和相关文件送来，我立刻恭敬地摆下香案，向着京城方向叩头谢恩，然后才接受印信。我本庸才，又愚蠢又没有见识，由道光九年进士，备询于翰林院，后蒙皇上圣恩补授山西朔平府，再后来又升任道员。现在又蒙皇上信任，委以四川按察使重任。扪心自问，又感激又害怕。四川是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间一向很不平静，刑事案件之多，甲于海内。再加上啯匪（即啯噜，啯噜是乾隆以后在四川出现的以劫夺谋生的异姓结拜团体；具有分散性，各群之间没有联系，并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活动，成员被称为啯噜子，据考证啯噜即哥老会的前身）横行，危害乡里，乱世当用重典，我自当尽力整顿。我一定不敢心存姑息，换取宽厚爱民的虚名，更不敢因循敷衍，贻后患于地方。只有随时随事，即时禀报川督，尽量谨慎，尽量勤奋，争取报答皇上的厚恩于万一。以上就是我接受按察使印信时的感激心情，我用这道折子恭谢皇恩，并请求您的教诲。谨奏。”
皇上朱批还是三个字：“知道了。”折子后面，还上了一个附片：“我路经山西、陕西，今年秋天雨水充足，大麦小麦都已种上，麦苗已经长出来，一眼望去，郁郁葱葱。如能再有冬雪滋润，明年麦子可望获得大丰收。从汉中进入四川，沿途询问农民，都
说这几年年成很好，尤其是今年秋粮收成特别好。四川一半是旱田一半是水田，如果冬天雨水充足，明年插秧就没有什么问题。我见田间沟渠里都蓄满了水，粮食价格也还平稳，民情安定，圣上尽可放心。以上这些就是我所一路沿途所见，特用附片奏上。”
皇上朱批更简洁，一个字：“览。”
地方上啯匪横行，闹市杀人，无日无之、肆无忌惮，抢劫绑票的案件日渐增多，且有渐渐逼进省城的态势。我的前任宝兴，公事荒废，对于地方公务漠不关心，以至于署中的材官（一种低级武官）都暗通贼匪，每次缉盗，贼匪都事先知道，养痈遗患已经不止一年。官员敬香拜庙，都得派重兵保护，否则不敢出门。宝兴走后，由将军廉敬代理，廉敬这个人走路踉踉跄跄，说话吞吞吐吐，外官习气很重，谈论起公事来，云里雾里让人不知所云，真不愧“草包将军”的称呼。其人声名狼藉，污秽的德行远近皆知，其威望和吏治又远远不如宝兴。前任山西巡抚杨国桢退休之后住在老家，因为地方上不安静，老先生正考虑举家远迁避难。
我到任以后，体察案情，发现啯匪之所以横行无忌，就是因为官府之中有人庇护。各营之中派有巡警，这些人就是啯匪的耳目。平日里他们窝藏贼匪、收赃销赃，无恶不作；一有缉拿行动，这些人马上为啯匪通风报信。省城十座兵营都有这样的巡警，其中又以城守营中最严重。
以前办理匪案，杀戮甚多，尤其是刘喜海任四川臬司时，对各地解来的啯匪，往往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然后审问，其中有很多人还没有招供或者还来不及确定罪名就被杖毙在大堂上。后来，因为大堂上夜晚常常听到鬼的哭叫，差役们都不敢再用刑，刘喜海就将犯人带到东门大街城隍庙，在神像前掷竹筊，如果掷得阳筊就免死，如果是阴筊就当场打死。有的脑浆迸出，有的肢体四散，惨酷不可言状。可是抢劫杀人的风气并没有平息。
我的想法是，治盗必先治窝，擒贼必先擒王。四川的无业游民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这里的粮食特别便宜，从水路来的纤夫，从旱路来的扛夫，他们一到四川就不想回去，又没有谋生的职业，所以就流落为匪。省城里的旅馆，都是营兵和县里的衙役开设的，其中藏污纳垢，也无从考查。后来取消旅馆，晚上不准无业游民留在城内过夜，这些人就到城外店铺屋檐下、桥下和寺庙里栖身。天快亮时。每个城门口都会聚集两三千赤身露体的人，等候城门打开以后便拥进城找营生；各个市镇场集，也聚集了不少这样的流民。凡有抢劫发生，动辄几百人，或者数千人不等。他们拿着长枪大戟，公然抗拒官府，其实为首的不过几个人而已，其他人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等到官兵、乡团一起追捕，匪徒们当然抵挡不住，可是头目们早已逃走，抓住的多半是些乞丐、小偷和无业游民；如果处以极刑，未必就情罪相当。我听说审案的官员，都是以用刑为能，逼供定案，然后全部诛杀，而屈死的游魂，往往化为厉鬼来报复。如中军马荣桂、蓬溪县吴县令、候补县令张见田和简州知州史悠辰都是大白天被恶鬼索去了性命。类似的情况数不胜数，谁说天道无凭呢？
四川总督琦善，管理官员得法，他的严厉让很多人害怕。我还没出京时，刑部侍郎张兰沚就对我说：“您和琦善相国相处，公事上一定要加倍小心，如果您一次被他问住，那以后就难免被他挑刺。凡是批禀，以及下属的详禀，都需默记在心。我在直隶时，刚开始和他很合不来，后来就非常融洽了。”经过保定的时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也对我说：“琦中堂在刑名、钱谷、刑事案例、营制、兵法方面，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人，我曾经多次领教过。只是他的性格急躁，遇事不能心平气和，这是他的一大缺陷。”我在陕西和杨以增巡抚告别时，他对我说：“琦中堂和我们终非一路人，恐怕您难以和他相处。”我说：“如果实在伺候不来，我就买舟南下，回仪征老家养老算了。”
我一到成都，就去拜见总督琦善（这个人是以投降派和卖国贼的面孔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但是我要说，如果你多读点真正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尊崇，我在后面就称他为琦相——因为他做过文渊阁大学士，和对待林则徐一样）。
寒暄之后，他对我说：“久闻您的大名，对四川眼下的政事，还希望您不吝赐教。”
奸夫也念佛
“四川政事荒废由来已久，要整顿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回答道。“那么整顿又以什么为先呢？”琦相又问。“当今啯匪横行，民不聊生，不设法整治的话，老百姓就不得安宁。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捕盗。”
“有道理。但是捕盗应该有捕盗的方法。您认为，第一步该怎么做呢？”
“治盗必先治窝，当然以捣毁贼巢为先。贼巢破了，啯匪就没有藏身之地。”
“有见地。只是要破掉贼巢，该怎么办呢？”“营兵和县里的衙役就是贼窝的主谋。前几天，我经过广元县，就有百姓呈诉罗江县的捕役勾结盗贼抢劫百姓，我经过罗江县时已经将这个衙役带回省里，等审问清楚后当从严惩处。”
琦相大喜道：“看来您已经找到治盗的法门了。只是按察使管得了县里的衙役，管不了营兵，我一定帮您协调好，不让您有掣肘之感。”
“感谢中堂的厚爱。”“杨国桢巡抚归隐后曾经对我说起，在山西和您共过事，对您非常佩服。我和您素不相识，杨先生为人诚实，不是那种喜欢吹捧的人。今天听您一席高论，实在是名不虚传。杨先生念叨您很久了，您何不去看看他呢？”我当即去拜访杨老先生，老先生很殷勤地问候我，说：“您怎么现在才来到我们四川呢？我回到四川老家好几年了，因为啯匪横行，常常寝不安席。先前的按察使宝兴，以及随后的廉敬，对捕盗的大事不闻不问，以致贿赂公行，抢劫杀人的案件，就是近在省城，也是时有发生。老百姓住在农村的，就想躲进城，住在城里的又想躲到乡下去——偌大个四川，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今年夏天，吉祥的彩云几次出现在天空，我就非常诧异，私下里想，摊上了这样一群昏官庸吏，有什么吉祥的？现在才知道这个兆头是因为琦中堂和您来到四川了呀。”我回答道：“琦中堂一向讲求吏治，此番治川，肯定大有作为。至于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一谈呢？”老先生说：
“千万别这么说，其他省都是布政使高于按察使，只有四川，是按察使高于布政使。您知道治蜀宜严吧，那就千万不要姑息纵容以博取宽厚爱民的虚名。”我答道：“这个倒不敢。”
琦相严令各级官府尽力捕盗，又派游击张定川和桂凤鸣等拿获啯匪多起，就在总督府派人审问，由总督府直接定罪，臬司衙门未曾与闻。又有前任移交的盗犯一起，罪行是抢劫拒捕杀伤官兵。我派崇庆知州李向昺审讯办理，这些盗犯加上总督衙门审理的王青狗等一共一百多人，都在腊月二十六日请令正法。
四川乱象 啯匪很嚣张
三月，邛州刘知州报告，以逃兵张灯杆子为首的四百多人，在彭山县将军庙一带操练，看样子准备大干一票。彭山距离省城只有三百里，绝不能听任贼匪胡来。当时琦相在外视察军队，我当即上报请示，很快接到琦相札文，命我亲自带领标兵三百人，会同中军副将长瑞和都司蒋玉龙等，前往新津、大邑一带搜捕。当时，我正在锦江书院讲学，接到命令后马上收起“之乎者也”的一套，稍作准备后第二天就统兵前往。我知会四个总兵以及交界地方的驻军和衙役，一起围堵；如果贼匪胆敢抗拒，可以直接开炮轰击。
一场搜捕，张灯杆子还是逃跑了。不过，我们捉到了几次拒捕杀差的悍匪林蛮头。在省城时，同年徐有壬常常对我说：“如果不捉住林蛮头，大邑、邛州一带是不会安宁的。”我到新津之后，就吩咐我的同年黄县令：
“我听说林蛮头现在躲藏在新津境内，你手下的杨捕头是从贼匪那边投诚过来的，对贼匪的情况很清楚，你给我把他叫来。”杨捕头来了，我和中军长瑞当面给他布置了任务，并且许下重赏。可是几天过去了，杨捕头仍然毫无消息——看来这家伙是在敷衍我。我当即命令将杨捕头抓来，定下限期，勒令完成。过了几天，杨捕头就来报告黄县令，说收买了一个叫林槐子的线人，已将林蛮头在夹墙内面一举拿下。
我亲自审问，获得了口供。据林蛮头供认，他曾在菊花寺纠集几千名捻匪，和大邑县的郭志融县令对阵，用抬枪将郭县令的轿子炸得粉碎，郭县令幸好提前骑马走了，才免遭毒手。除此以外其它的重案不一而足。琼州县也报告捉到了啯匪头目陈开舟、朱老花猪、杨老九和盗匪团伙几十人。我立即派随员李向昺、郭云章反复审问，一定要做到无枉无纵，选择那些罪大恶极的判处死刑。琦相又将从仁寿县抓获的盗犯，一齐解到我的行馆核实。我仔细核定后，除了寻常盗案仍旧带回省城按程序审理外，将林蛮头等十八人在新津就地正法。
可是张灯杆子仍然杳无音信，各地兵勇和衙役到处搜捕，我担心兵马长期在外生出事端，就禀明琦相，命令中军长瑞带兵回营，我也回到省城会同办理计典（对官吏三年考绩的大计之典）。因为总督和臬司都是刚刚到任，所以将去年冬天就应举办的计典推迟到今年春天。现在，既然张灯杆子已经逃走，我们就只好先回省城，然后再设法捉拿——这是三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二十五日一大早，大邑县的汛兵（汛地的士兵，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就来报告说是捉住了张灯杆子，并且抓获了他的七名同伙。我请示琦相后，立即将这一干人犯提到省城，督同成都府的各位委员，在臬司衙门对张灯杆子进行审讯。
张灯杆子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且供出就在二十二日晚，还在新津乡作案一起。据张犯交代，当兵勇和捕役围捕时，他用枪打伤数人后逃走，兵役追拿时，他又在逃亡途中将一个卖酒的人砍死。审案时，张灯杆子就已经病得奄奄一息，琦相担心他一旦病死就逃脱了律法的制裁，就将张灯杆子先行正法，其同伙徐瓮坛等，则等待刑部批准后再处决。张灯杆子手段凶残，实在死有余辜。
这些人犯都关押在成都府监狱，他们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就在夜里扭断镣铐打伤禁卒后越狱逃走，一起越狱的还有另外十名犯人。成都知府韩泰华哭哭啼啼地来我的官署报信，我对他说：“如果能够抓回逃犯，那就问题不大；否则，谁也救不了你。”我又加派臬司衙门的差役，会同营兵和县里的捕役再加上守城兵勇进行全城抓捕。幸好城门已经关闭，越狱的匪徒没能出城，当天晚上就被全部抓获。审明情形后，照例全部处决。
新津、大邑一带的抢劫之风，从此平息。巨匪杨黑骡子、王老冬、向大耶和汪罐子炮等几十人，各自裹挟了几千党羽，抢劫杀人绑票，渐渐逼近省城。营兵、县役和这些人内外勾结，地方官束手无策。甚至乡绅、军官中也有人充当窝主的，企图从中分赃——缉拿起来很是为难。我和琦相以及提督向荣秘密商定，派游击张定川、桂凤鸣以及随营学习的武举人、武进士一起侦查缉拿，并致函云贵总督少穆先生、湖北巡抚陆春帆等，请求他们派兵同时行动。随后，陆续有巨匪在抓捕行动中落网，押来省城后马上正法。经此一役，恶名昭彰的巨匪，有一半被消灭。卡房（就是你们现在所说的“号子”）是最惨酷的。大县的卡房关押额人犯总在数百人以上，小县的卡房关押的人也不下几十人或者十几人不等。甚至有的县将婚姻、田产、债务等民事案件的证人也关进卡房，每天只供应稀粥一碗，整年不见天日，其痛苦超过监狱百倍。我严令全省，凡是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证人，一律从卡房提出保释，而对小偷、棍徒以及只参加抢劫而没有人命在身的啯匪，查明案情后，分别拟定充军、流放、徒刑、杖刑；发落完毕，立即由各道各府过堂，等候刑部批准，然后就地起解。全省所有卡房立即拆毁，从前全省瘐毙〔1〕在卡房里的，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以后如再有私设卡房的，立即严参当地主官。
成都府里积压了很多案件，几次催办都没有效果。于是我就在臬司衙门设立发审局，负责判稿。我在公务会见之余，每天带领委员们审理案件，既可掌握第一手案情，又避免了拖延。委员中，像李向昺、俞文诏、顾希曾、朱凤标等都很会审案，尤其是李向昺，办案经验特别丰富。
隆昌县叶允喜与嫂子黄氏通奸一案，前任臬司潘铎判为叶允喜出继。廉敬代理总督时，又上奏说叶允喜虽然出继，但情节较重，仍拟斩监侯，却又几次被刑部驳回。叶允喜在秋审时几次喊冤，他的家属还三次到京城刑部申诉；刑部后来下文，必须取得该犯服罪的供词才可定案，于是案子一拖就是四年。叶允喜狡猾异常，审案的委员无计可施。每次提审，该犯就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对所有提问一个字也不回答；就算是给他上刑，他也绝不哀求。
我和李向昺商量：“关于这个案子，我们要先仔细阅读卷宗，厘清案情，再提审案犯黄氏，等黄氏招供后，我们再慢慢开导叶允喜，看能不能让他招供。”
这个案子的经过如下：叶允喜和哥哥叶允寿的妻子黄氏通奸，黄氏的儿媳知道了，打心眼里瞧不起婆婆。一天，黄氏训斥儿媳不懂规矩，儿媳回嘴到：“我就算不懂规矩，也不会像你一样做出乱伦的丑事。”黄氏因此就怀恨在心，与叶允喜商量后将儿媳勒死，然后装点成儿媳自缢的样子。儿媳娘家看出破绽后报了官。
代理知县孙濂拖延了几天，没有前往验尸，以致尸体腐烂无法勘验。
王九牧接任知县后审问此案，又无端怀疑其哥哥叶允寿知晓案情，对叶允寿严刑逼供，导致叶允寿当场死亡。叶姓全族大哗，上告到府里。知府朱銮廷
认为奸情不够确实，申请提到省里。省里虽然审出了叶允喜与黄氏通奸的案情，但在具体情节上又几次变更——这样就给了犯人翻供的机会。
叶允喜家道殷实，从涪州请来一个有举人功名的讼师做顾问，所有诉状都出自此人之手。叶允喜又将他的族弟安插在臬司衙门任文书，凡是此案的提问、供词和详稿，叶允喜事先就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查得个中隐情后，马上派人将讼师和文书捉拿收监，这样叶允喜才算没了耳目。我又提黄氏和家中的雇工对质，黄氏无法抵赖，只得将如何与小叔子叶允喜通奸如何勒死其媳，以及如何与叶允喜商量等情节一一招供，黄氏交代得非常详细，让所有人都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再次提审叶允喜时，他仍像以往一样闭目诵经有问无答，我大怒，吩咐上刑。但这仍然没法让他开口，就更不谈让他服罪了。
又过了十几天，我对李向昺说：“犯人用诵经来逃避审问，用意不过是想逃脱死罪。你何不与他谈一谈佛家经典以及因缘果报呢？只要他答言，你就有机会想办法慢慢开导他。”李向昺依照我的吩咐，将叶允喜提到一静室内，相对而坐，谈起佛经奥义，叶允喜并不完全懂，但很乐意听。李向昺和他谈了几天佛，但对案子却是一个字也没提。我吩咐赏给他酒饭，他说他持斋已经很久了，我就赏给他素食。李向昺和叶允喜相处了好几天，才谈到案子上来，反复开导，劝他供出实情，案情才开始出现转机。我担心他的供词不可靠，就让他自己亲笔书写口供，以加强供词的可信度。叶允喜将供词写完，这个案子才定下来了，最后仍然按照通奸罪判以绞立决，没有问斩。因为犯人蓄意逃罪使案子拖延数年，我就奏请不必等到秋后，马上行刑。
原来审理此案的官员后来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没有奸夫的奸杀案
遂宁知县徐钧通报本县民妇胡氏伙同小姑子蒋女杀死丈夫的案子。我仔细阅读卷宗，发现并没有奸夫。胡氏刚刚十八岁，她的小姑子更只有十七岁。妻子谋杀丈夫，妹妹谋杀哥哥，如果属实，那么这中间一定有重大隐情。可是卷宗里却只说是胡氏丈夫蒋某患有严重的痨病，胡氏想弄死蒋某，以便快点改嫁，蒋女则想等胡氏改嫁后，自己独吞家中的一百多亩土地——这实在是太不合情理了，简直就是骇人听闻。我正打算驳回另审，潼川府却说根据县里的请示已经将人犯解到府里，我于是下令将全案人证解到省里来亲自审问。
徐钧的详文里说胡氏与小姑将蒋某杀死后，将现场布置成被盗的情景，营兵和县里的捕役曾亲往查验。我又将营兵、捕役以及验尸的刑书和仵作一起提省。我特地嘱咐李向昺仔细研究案情，再三叮嘱他：“这个案子罪名与事实出入太大，稍有疏忽，就会造孽深重。”
李向昺首先提审捕役，查问现场所剪的篾墙缺口的形状和大小，以及强盗出入的脚印等。经过一天的审问，基本确定确实有强盗进入现场，而不是两个女子伪装出来的。我又问刑书和仵作：“据尸格上记载，死者上腭红晕，这种情形应是睾丸被捏伤导致的，那么死者的阴囊是否坚硬呢？”两个人一起回答：“没有坚硬。”我当场就发作了：“怎么会上腭红晕而阴囊不肿大的呢？”于是下令将刑书和仵作各掌责二十，两人才招供：“阴囊确实没有肿大，上腭也没有红晕。县里的师爷张某说死者遍体无伤，那么是怎么死的呢？不如在尸格上填上上腭红晕，有了捏伤阴囊这个死因，上司就不会驳回了。”
我又提审胡氏姑嫂，见两人都是文弱女子，没有一点泼辣强悍的样子。我问她们为什么杀死自己的丈夫或者兄长，她们答道；“受刑之后，书吏指使我们这么招供，我们不敢不听。提到省里来之前，徐知县的母亲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千文铜钱，叮嘱我们一定不要翻供。”我又提审在场的乡团团首和某生员，生员说：“现场勘验时，我亲眼看到尸体上没有伤痕。床上盖的被子却不见了，生员请知县大人侦查被子的下落，不料却被知县大人训了一顿。生员认为，找到被子就可查清案子的实情。”
据我所知，这个案子的死者蒋某，患痨病已经很久了，距死也不过一线之隔，一天到晚咳个不停；平时从床前走到卧室门口，就这么几步远，也要蹲下来歇几次。那天晚上，蒋某和胡氏两个人躺在床上，都没有穿衣服，下面垫着篾席子，上面盖着棉被。三更后，胡氏在睡梦中听到她丈夫大喊一声滚到地上，然后就没了声音。胡氏坐起来找衣服，却找不到，只看见墙脚有一个洞透着光亮。于是胡氏就打开房门到小姑睡的房里借火点灯，并向小姑借一件内褂穿，蒋女说：“你穿走了，我穿什么？”
当时厢房里住着姓王的母子俩，听见胡氏说有强盗，儿子拿了根木棒就准备出去，他母亲拦住他说：“强盗的情况不清楚，我们租房子住，又何必管主人家的这些事呢？”王氏和儿子虽然没有出去，可是胡氏呼盗、借火、借衣等情节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后院住着死者蒋某的叔婶，听到胡氏的声音，就点上油灯前来查看，叔婶二人走进胡氏的房间，看见蒋某的尸体倒在地上，墙根有个洞，床上的被子不见了，胡氏的衣服也不见了。打开大门探视，已经杳无人影。洞口的泥土上留有脚印，隐约听到邻近村子里有追赶强盗的声音。
第二天，报知乡保和团首并到县里报案。当时缉盗的命令很严，知县徐钧担心受到处分，就授意捕役说这不是盗案，并以胡氏姑嫂谋杀蒋某来掩盖此事。徐知县验尸后，见尸体上没有伤痕，就胡乱指着死者背上的旧爪痕说那就是致死的伤口。又因为没有凶器，就在屋内篾墙上找了一根篾匠用的弯针，说这就是凶器。
徐钧又将胡氏姑嫂锁到观音崖掌责数十下，又用木扁担各压杠一次。胡氏姑嫂受不了，差役们就在旁边教胡氏姑嫂怎么怎么招供，姑嫂二人于是就认了罪。
我将徐钧调到省里申饬，徐钧仍然不服。我又命成都知府怡昌和委员李向昺提集全案人证，在按察使衙门会同徐钧复审此案。徐钧见刑书、仵作和差役都招供了，才无话可说。这天晚上，徐钧来到李向昺的寓所，求他关照一下。李向昺告诉他：“如果尸体上有伤痕，那么我们就再开棺检验；如果没有伤痕，那么我不敢为了顾全与你的关系而把无辜的人判死罪。”徐钧说：“尸体上的确没有伤痕，所谓阴囊受伤，都是师爷张友搞的鬼。”
徐钧知道，这个案子平反后，自己肯定要被弹劾撤职，就请学政彭学莪给我写了封信。彭学莪说徐钧是他的至亲，能够带过就带过，实在不行就让他称病辞职算了。琦相也接到山东巡抚陈庆偕的信，请他放徐钧一马。琦相便不再追究此事，徐钧随后也称病辞职。
案子审完后，我让胡氏姑嫂脱下囚衣，交给亲属领回。既然没有追究徐钧的责任，那么参与其中的刑书、仵作和捕役等，当然也不便追究。这个案子如果不是委员李向昺苦心研究，查出实情，一定还会被徐钧纠缠下去，平反将遥遥无期。可恨徐钧，堂堂一个知县，为了逃避缉盗不力的处分，竟忍心以凌迟重罪来诬陷无辜的人，实在是天理不容啊。
牢头绑官差
井研县的差役将人犯押解到省，然后就到总督衙门喊冤说：资州的牢头周鸣同等人将他吊起来拷打以勒索财物，并且说凡是入监的人犯无不被这些人凌虐拷逼；资州的吏目（知州下面佐理刑狱并管理文书的人员，品秩为从八品、从九品或不入品流）姜淳得到这些人的好处后，就纵容他们胡作非为。琦相派候补知州郑安仁前往彻查。
牢头周鸣同，因为将父亲推倒在地并致老人死亡，被判监禁终生。他在监狱里呆久了，当上了牢头，就在监狱里开小押（一种典当形式），收很重的利息，利滚利地盘剥囚犯。后来他还可以随意出入监狱。有一个女犯入监，周鸣同将她强奸了，吏目姜淳知道了不依不饶，周鸣同就送了姜淳二百两银子，姜淳也就不再过问了。凡有人犯入监，周鸣同就带着缓决的犯人将新来的犯人吊在柱子上，用水桶盛水挂在犯人背上，还强迫犯人用嘴吹夜壶，还给犯人上竹签勒索财物；总之人犯不给到他们满意的钱银，他们就不停下来。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是吊打勒索同监的犯人，后来就发展到勒索临时寄监的人犯，再后来就连办案的差役也不放过。周鸣同每次孝敬姜淳白银四十两，前后一共送了四百多两，姜淳的家人也得了八九十两。
井研县的差役押解犯人到省里，经过资州，在资州监狱借住一夜，牢头周鸣同等人就将犯人和差役一起吊打勒索，犯人和差役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井研县的差役到资州的知州衙门喊冤，知州舒翼问明了情形，就将周鸣同传到衙门责罚，打算将他枷号在监狱内一段时间。周鸣同得知后，便命令犯人们鸣锣击鼓，并放火焚监——幸好被扑灭了。知州舒翼害怕了，不敢再追究此事，就将周鸣同放了。
差役告到省里，琦相派委员查得实情，将案子提到省城审理，将周鸣同等三个犯人按原来的罪名分别在秋审后处以死刑，吏目姜淳也被判处绞刑，姜淳的仆人被判处徒刑，知州舒翼因失职被降职。
四川的刑事案件数目之多，天下第一。很多州县官员凭自己的意思任意判决；有些案子报到省里，或者是递上来的卷宗，臬司衙门稍不注意，就会造成冤案，从而生出很多麻烦。仁寿县县令恒泰，将一起强奸重案逼迫被害人承认通奸，如果不是我将案子提到省里在臬司衙门亲自审问，那么道光二年山西阎思虎的闹剧就会在四川重演。
至于其他把仇杀判成奸杀，把小偷打成大盗以及将犯人装笼置卡凌虐致死的冤案不知凡几。
成绵道徐有壬，琦相不喜欢他留在省里，每次排班接见的时候也不叫他，命令他到省城以外督办缉盗事宜，并兼带清理号房。徐有壬行经成都、绵阳、资州等州县，不到半年时间就刑戮了八十多人，听说有时甚至先责打人犯二三千小板后才将犯人处死。我听代理绵阳知州的李象昺说：“徐道员引用法律不是很准确，这中间有很多人是含冤而死的。”徐有壬办理的这些案子，都没有向臬司衙门汇报，也没有留下卷宗。当时啯匪案件众多，琦相意在从严，所以徐有壬才得以杀伐自专。
本来，治乱世当用重典，可是制造冤狱却是要遭报应的。即用县县令张见田，刑法暴虐，胡乱杀人，结果在代理中江县令时，被冤鬼捉住，在床上辗转反侧，口中喃喃有词。张见田死后，他的妻子儿女流落成都，回不了贵州原籍。候补县令李谔，以前在省里审问啯匪案，唯一的本领就是刑讯逼供，后来因欠下藩司库中的款项，屡催不交，被弹劾撤职，勒令偿还——处罚也算是很轻的了，可他竟然拿刀朝自己的胸上、肚子上砍了好几刀，没有死成，最后还是投井而死。候补县令毛震寿在双流抓获啯匪后，将犯人严刑拷打——这些都不算什么，骇人听闻的是他竟然将犯人扔进锅里煮了——大清律里可没有这样的律例。
酷吏们罗钳吉网，实在过分。我蒙受皇恩，掌管一省刑法，报告到我这里来的，我一定不能容忍这种虐民行为；可是那些没有申报到我这里来的，我也没有办法禁止。我的继室王夫人听说四川的命案盗案特多，只要一听到官署西边鞭挞犯人的声音，就非常伤心难过，每天祈祷我能够升官调离这里——她实在是担心我无心之间造下冤孽啊。
到处都是狗咬狗
八月，我代理四川布政使。藩司衙门款项不清已经不止一年，琦相接任总督后，奏请逐项清查。藩司陈士枚是我的同年，性情一向古板而固执，对钱谷之事一窍不通，每报告一项，都要被琦相驳回。督抚排班参见的时候，往往一说就是几个时辰，可是意见仍然不能统一；意见相左，当然也就不能总是心平气和。陈士枚觉得和琦相无法共事，我夹在中间也不好说什么。幸好陈士枚不久就升任陕西巡抚，得以逃离这个让他尴尬的地方。
我代理藩司后，见所办款项的账目，本来就没写清楚，根本无法核对。于是我就在藩司衙门的东花园设立清查局，派候补通判陆玑、候补知县冯继曾负责清查，又派熟悉文案的书吏帅学孔等人查卷清款。本衙门的账目不全，就到总督衙门档案室提取，总督衙门不全，就到外州县提取，一定要弄清楚每一项支出用在哪一年用在哪里，抓住线索一直追查到底。截至现在，库中存款应是多少，稽查库中如果数目相符，那么这一项就算无误；如果账目中还有结余，而库中并无存款，那就一定要追究这笔钱因为何事而被挪用了，直到追还借款，这一项才算清楚。昼夜不停地清查了半年，将几百项账目全部厘清，我提请琦相复核，并据实奏明皇上，由承办书吏签字画押，保存在我的文件箱中以备稽查，所有承办委员分别予以奖励。
库存原有闲款两万多两，王兆琛任藩司时，不能约束子弟，这些人于是将这笔闲款提走一万多两，其中一个书吏就分了五千多两。后来这个书吏因另外的事情被革职后不服，就到总督衙门揭发了这件事。琦相命令藩司衙门查办此事，陈士枚交给成都知府怡昌审理，因为此案关系到高级官员监守自盗，罪名太大，主审官不敢追查到底。我清查库款时，正好被革退的书吏又到总督衙门催审此案，琦相再次严令藩司衙门加快进度。我派知州罗次垣就在藩司衙门审理此案，终于查得官吏们贪赃自肥的具体情形，我勒令书吏限期退还赃款。赃款入库后，我写信给已任山西巡抚的王兆琛，并将书吏的供词，还有已经入库的款项账目一并抄寄给他。王兆琛接到信后，派马弁黄守备送来八千两银子，但在回信时仍然遮遮掩掩。我再次回信说：“书吏胆敢诬陷官员，罪在不赦，如果他敢诬陷您，我就详细奏明圣上后彻查此事，还您一个清白。”王兆琛收信后非常恐惧，来信认错并将尾项缴清，这个案子才算了结。事后，我用附片奏明了皇上。
犍为县县令朱在东因为一个案子被撤职，经后任查出亏空正杂款项共九万多两。朱在东扬言告到北京去，原因是历任将军、总督、“两司”以及各道府都收过他的馈赠，县衙中有账可查，现在闹了亏空，要赔大家一起赔。琦相因为这起案件牵涉封疆大吏和各方大员，感觉无从下手，陈士枚更是畏首畏尾，一拖就是小半年。我对琦相说：“夜长梦多日久生变，这个案子，如果我们不抢在前面参奏皇上，一旦让姓朱的抢在前面，我们就被动了；到时候就算再参奏，那也成了被控后的反控——皇上就会怀疑我们的弹劾是事后捏造的。”琦相考虑了几天，然后对我说：“您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立即奏明皇上，请求将朱某撤职并限期归还亏空款项，等到欠款归库后，再恳求皇上开恩免罪，用语也极为平淡。
但是，这笔款项数目实在太大，靠朱在东一个人肯定难以还上。盐道吴我鸥和朱在东是同年，在京城时两人关系非常密切，犍为县的盐务属吴我鸥专管，朱在东除了通常陋规外，还经常额外有馈赠，以增进感情。等到事情败露后，朱在东首先揭发的就是吴我鸥。吴我鸥非常难堪，坐着轿子前去拜访朱在东，朱在东也不出来迎接，而是头上戴着白色的绣花毡帽，身上穿着绿色的袍子，大模大样地坐在榻上见吴我鸥，让吴我鸥更加无地自容且毫无办法。
我将建昌道林树恒调到省城，将朱在东的行为告诉林道台，让他开导开导朱在东。林树恒是朱在东的顶头上司，平时与朱在东的关系也不错，这个时候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几天后，林树恒对我说：“朱县令想见您，您认为可以吗？”我回答说行。
朱在东到达后，我就问他：“你亏空正杂款项九万多两，罪行严重，反倒自认为有理，难道不亏空的反而无理吗？况且，我听说你以送出的陋规来控告上司，并且说有账可查。账本在你的手中，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实话说吧，你闹亏空，并不是送陋规落下的。据我所知，你穷奢极欲、无所不为，每天睡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起床，夜晚则一夜不眠；命案犯人从正月等到冬月，你一次也没有提审，老百姓递来的状纸，你一律束之高阁；县衙前卖熟食的小贩从天黑时开始营业，整夜灯火通明，县里人称之为鬼市。就凭这几条，我就能要你的命，你相信吗？”
朱在东吓得跪在地上不住叩头。我看他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嚣张气焰，就转而宽慰了他几句，让他下去。我又对吴我鸥说：“这个案子，你不放点血，看来是不能了结的。你们得了朱在东的好处，虽然不能全部退回，但如果不帮他一把，难保他不铤而走险。”于是分派廉敬出六千两，潘铎出八千两、王兆琛出八千两、林树恒出三千两，嘉定知府邵勷出三千两，朱在东将自己在省城置办的两处房产抵了五千两，接任的犍为县县令承担了一些，剩下的就全部由吴我鸥包下。亏空填上后，案子算是了结了。
结案后，琦相命成都县令恒裕和段煊来问我：“朱某的案件已结，是否该官复原职呢？”我说：“一个县令，闹下如此大的亏空，难道还要再将国家的钱粮交给他吗？我的意思是，把他降为一个佐吏就算对得起他了，如果一定要让他官复原职，我可不敢签字。”琦相也同意我的看法。后来奏折送出，吏部的批文还没有到，朱在东又因办理人命案件延误将近两年一事，终于被革职。
选派委员代理职务，往往根据职务好处的多少分为优缺与中缺。如果遇有优缺，就从平时表现优异的委员中选派。如果是没有多少油水的中缺，就按委员资历轮流选派。原任藩司陈士枚的做法却不寻常，遇到苦缺或者中下缺，他就从平时肯任事的委员中选派，遇到优缺，则轮流选派。琦相不加细看，就批准执行。我上任后，首先就是申请恢复旧章。那些平时表现优异的，当然要用优缺来奖励，如果只让他们任苦缺，那以后谁还肯办事呢？至
于轮委人员，不过是在省里每天点卯而已，按班次派任苦缺，这些人也无话可说。接下来，我就将二十多种职务划入优缺，其他的全部归入轮委。琦相认为我的这个做法很公平，很后悔以前批准陈士枚的章程。我的章程被批准后，候补委员也都很受鼓舞。
宝川局鼓炉制钱，每年十月开炉，次年二月停炉。所用的铜由宁远府运到局里后，再到藩司衙门领取钱款。宝川局所铸的钱，则用来搭配发放文职官员的养廉银，以及差役、捕役等人的薪水。时间一长，也就百弊丛生，铜钱不仅颜色黯淡形制粗糙，而且摔在地上就碎了。市场上做生意的之所以不肯使用这种钱，与币制本身大有关系。按照铸钱的规章，原料的比例应该是铜六铅四，况且四川的铜一向坚硬，为什么会手一捏就碎了呢？调查得知，制钱局要送给各处官员的陋规实在太多，领取的成本根本不够造那么多钱，于是就掺入大量黑铅，将铜偷出卖掉，制钱的质量自然就不用谈了。
我和琦相商量，告诉他这中间的种种弊端。但是要制定新的章程，就必须先铲除旧的弊端。于是就委任天全州知州郭彬图专任此事，将宝川局送给各衙门的陋规一律免除，严格按照铜六铅四的比例投料铸钱，也不准在每串钱上夹竹木牌增加重量。
宁远府运来的铜，有时成色极差。宁远知府王者政是我的同年，这人趋利如鹜，地方上几次罢市抗议此人。他不说自己运来的铜不合要求，反而说什么局中委员故意挑剔、书吏从中敲诈等等。我告诫他：“你说的或许有这么回事，但你运来的铜色泽暗淡，这是我亲眼所见。既然你说因为局里挑剔导致你倒贴不少，那么就请你将铜运回去，自己销售，我另外派人办理供铜之事如何？”王者政这才无话可说。
四川打箭炉一带，是土司所管的地方。据土司甲木参龄庆禀报琦相，说中瞻对的野蕃首领工布朗结，一心想将上下两个瞻对吞并，并且屡派兵骚扰查牙。查牙是通往西藏驿道上的一个驿站，假如被侵占，驿道就会阻塞。琦相命令工布朗结退出侵占的上下两瞻对的地盘，不准出界骚扰边疆。工布朗结不听。琦相准备亲自带兵征讨，命令藩司衙门筹集粮款，并派人担任粮台（军中负责军需的官员）。我决定自任其事，以保证军队后勤不致匮乏。琦相领兵前往，总督职务由成都将军裕诚代理。
历经四个月，琦相班师凯旋。奏奉谕旨，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员升官的升官，加赏的加赏，我也蒙恩赏加二级。这一次出征，很多人认为，工布朗结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野蕃首领，他有没有出界骚扰还在未定之间，仅凭土司甲木参龄庆的一句话，琦相就劳师费饷地远征，是否有此必要呢？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琦相此前因在广东主和，备受议论，所以这一次特地展示一下军威。其实，工布朗结并没有亲自出来投降，只是派头人到营中表态愿意归顺而已。我不在营中，不清楚其中情形，不敢妄议。琦相回来后，我也不便探问。
这一年，江水大涨，重庆府朝天关，水位高达几十丈。在汛期，乘船的人可以坐到关口直接上岸——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一天，接到报告，说关口的江水突降十几丈。我心里猛然一紧：下游的湖北和江苏，恐怕已经一片汪洋。不久，便接到邸报，说湖北武昌城外，江水已经与城墙持平。巡抚唐树义写信来，说他住在城上，亲自向居民发放烙饼，至于被淹没的田地房屋，更是不知多少。又接到仪征老家来信，说金陵、仪征一带，居民都架木而栖，我家在天安桥的住宅，里面的水也有几尺深。哀鸿遍野，百姓其鱼。皇上下旨，鼓励百官捐款救灾，我捐出养廉银五千两，寄到苏州藩库，蒙恩赏加五级、记档两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