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杨贵先后遭到批斗270多场

 “文革”初期，杨贵首当其冲遭受冲击。他回忆道：“‘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安阳地区的县委书记中，我是最早受到冲击的……（造反派的）街头大标语：‘大好消息，东扒焦裕禄的墓，西罢杨贵的官。’焦裕禄努力改变兰考面貌，我们自力更生修红旗渠，都成了‘罪恶’。”   

据不完全统计，杨贵先后遭到批斗270多场。大批的林县干部群众、劳动模范和杨贵的家人都在所难免，受到牵连。红旗渠配套工程建设也被迫停滞。

1966年9月21日凌晨，安阳地委造反派星夜围攻林县县委揪斗杨贵。闻讯后，李先念马上做出批示，陶铸、谭震林即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让电话通知河南省委：请杨贵同志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便保护他。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被地委造反派扣押，未能落实。

已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也想保护杨贵，明确表态不同意杨贵回安阳地委“参加运动”。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执行了王任重的指示。据他1967年在文字材料中所述：省委两次明确表示“杨贵可以不回地委”，而省委候补书记兼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戴苏理却擅自“答应可以。”这就极大地助长了造反闹事者的嚣张气焰。

万般危急之际，林县的广大干部群众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奋不顾身自发加入了保护杨贵、保卫红旗渠的行列。

1967年5月30日，已被关押、揪斗半年多的杨贵在陈亦庆、白兰香等北京大学生和林县工人们的帮助下，藏在装满棉花籽的大卡车内辗转到了山西。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义无反顾地收留保护了他。

6月10日，杨贵到了北京，先后在新华社记者方徨、程竟明、国务院外事办干部李后和京郊618军工厂工人师傅等好心人的家中躲藏，“像当年打游击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一样。”杨贵的入党介绍人王青奇、刘树杰夫妇也千方百计地竭尽所能帮助他。

8月8日，周恩来总理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四个记者的联名信后作出重要批示，并亲自给尚未重回河南工作的刘建勋打电话，明确指示他“要保护杨贵同志的人身安全”。

刘建勋迅速落实周总理的批示和指示。8月12日，他终于通过北京市革委吴德、杨寿山等领导找到了杨贵。他们安排杨贵于15日乘飞机抵达郑州，由空军13师保护起来。

方徨曾撰文回忆周总理批示大意是：“杨贵和林县的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说林县是‘黑旗县’，‘红旗渠’是‘黑旗渠’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杨贵，早日把他解脱出来。……我们深深为周总理、刘建勋对解决林县和杨贵问题的关切和重视而感动。”

杨贵回到郑州次日下午，刘建勋专门赶到机场看望了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周总理批示和指示的内容以及执行经过，杨贵听罢泪如泉涌。

河南局面逐渐平稳后，刘建勋找来《河南日报》负责人，交代他要专门“发一个消息，叫杨贵出来主持林县的工作。还说，河南有几个杨贵就好办了。”刘建勋希望通过此举，能够有更多的革命领导干部尽快地“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稳定局势、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