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股抹黑、偃旗的思潮曾殃及红旗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股抹黑、偃旗的思潮曾殃及红旗渠。

杨贵遭人诬陷，受到不公正待遇。李先念、王震出面保护了他，将他调到位于黄河入海口的五机部渤海农场。他的老伴也受到株连，从区委机关下放街道办事处，后因身心俱损，过早离世；大儿子被部队提前转业；小儿子考上大学却被取消录取资格后，患上严重的疾病，完全丧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些常人难以承受、后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都没有击倒杨贵。

     1982年底，在陈云、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中央领导的关注下，杨贵调任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986年，杨贵改任国务院扶贫办公室的顾问。

1988年李先念在农业部领导要求恢复杨贵副部级待遇的信上批示：“同意”，并在“恢复副部级待遇”下边划了一道红线，提醒有关领导予以重视。

1991年初，李先念在不到两个月内先后为林县两次题词。

当年8月，还是在李先念、王震等人的关怀下，中央恢复了杨贵的副部级待遇。

关于如何对待在“文革”中坚持工作的为数众多的各级领导干部，李先念曾经反复多次地说：“那个时候你能不工作吗？人民要吃饭，国家要建设，如果都不工作，难道把权都让给‘四人帮’！”他还怒斥道：“说杨贵是‘四人帮’的人，扯蛋！”

一年后的6月21日，李先念与世长辞，享年83岁。他不仅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卓越功勋，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上述他对河南省委负责同志的指示，更是人们认识、解读河南历史和红旗渠精神的指针和钥匙。

1995年6月，杨贵离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年近七旬的他始终魂牵梦萦地挂念着千里之外的红旗渠和林县人民。笔者每次到他家中探望，几乎总能见到林县的乡亲们。

到了1998年、1999年，又有8名老同志两次联名上书江泽民、胡锦涛，恳请彻底解决杨贵的问题和大批被以“杨贵帮派体系”为借口受到牵连的林县劳模、干部群体的冤情。

直至2002年秋，安阳市政府下发文件，任羊成等4名老英雄始得享受省级劳模的待遇。

《杨贵与红旗渠》第一版于2004年9月在全国公开发行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以致一册难求。该书在2011年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再版。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题写了再版书名，原河南省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撰写了再版序言。

该书详细曝光揭露道：

在林县“揭批查”运动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从县直机关到各公社、各大队甚至车间、班组，层层揪斗‘杨贵帮派骨干’”，对3000多人进行了分期、分批地斗争。其中，“被批斗县委常委14人，占85%；部、委、局领导89人，占70%；公社书记、主任60多人，占一半以上。红旗渠工地指挥长、特等劳模、县委副书记马有金和县委常委、红旗渠专家路银惨死家中；抗战时期入党的县委副书记刘章锁和常委王守福赶到县办集体小厂当职工，生老病死无人管，英雄炮手常根虎、铁姑娘队长郭秋英等众多劳模被清除出党，“基层党员干部受处分和牵连的2000多人。这些同志至今仍然戴着‘杨贵帮派体系’的帽子，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另有《红旗渠》杂志提供的具体数字：

受“杨贵帮派体系”株连的县委机关各部、委、局，县直各单位、各公社的主要领导共有500多人被批斗免职；300多名一般干部和红旗渠劳模被批斗处理；3500多名大、小队干部被撤职；4005名党员被除名；2200名全民和集体职工被清退开除。

2002年5月8日，钱正英给曾庆红写信，要求进一步彻底为杨贵平反。她再一次提到：“河南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个书记是焦裕禄、杨贵、郑永和……党风所以难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好干部不香，坏干部不臭’……”

2006年3月，胡锦涛代表党中央推翻了强加在杨贵头上三十载的全部不实之词，给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笔者清楚记得，这个消息是父辈和杨贵共同的老战友杨珏打电话告诉自己的。这位亲历过“反潘、杨、王事件”的耄耋老人是那么激动、开心，不停地笑着说着……至今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当年杨贵七十八岁，按照古人的说法已过喜寿之年，再也不能重返一线战斗了。可他始终心系红旗渠，情牵林县百姓，不顾年事高迈，多次回到林县抚今追昔、弘扬传统，反复叮嘱：一定要让红旗渠的建设百尺竿头更进步、旧貌不断添新颜。

据媒体公开报道，几乎每一次杨贵都能够受到林县干部群众人头攒动、万人空巷的欢迎，这令同行的许多领导同志感慨叹服不已。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为笔者父亲出版纪念文集时，杨贵多次让笔者到家中畅谈，回忆他与父辈数十年的战友情谊，最终，老人数易其稿，写下了近八千字的忆文。后来，他还曾为笔者父母的画传题词留墨。